跨性别知识库

酷儿理论(Queer Theory)

基本定义

酷儿”(Queer)由英文音译而来,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有“怪异”之意,后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含反讽之意。酷儿理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火起来的一种关于性与性别的理论。是建立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与父权理论中二元性别理论不同的理论。它起源于同性恋运动,但是,很快便超越了仅仅对同性恋的关注,成为为所有性少数人群“正名”的理论,进而,成为一种质疑和颠覆性与性别的两分模式,是后现代主义在性学研究上的典型表现。

酷儿理论认为性别认同和性倾向不是“天然”的,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过程形成的。酷儿理论使用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和性别研究等手段来分析和解构性别认同、权力形式和常规。米歇尔·福柯、朱迪斯·巴特勒、伊芙·科索夫斯基·赛菊寇和迈克尔·华纳等是酷儿理论的重要理论家和先驱。把酷儿理论应用到各种学科的研究被称为酷儿研究。

新一代的酷儿理论不仅解构性,而且还分析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是联系到性别和性别角色,尤其是批评其中的压迫成分。

名词释义

酷儿理论建立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与父权理论中二元性别理论不同。

酷儿理论使用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和性别研究等手段来分析和解构性别认同、权力形式和常规。米歇尔·福柯、朱迪斯·巴特勒、伊芙·科索夫斯基·赛菊寇和迈克尔·华纳等是酷儿理论的重要理论家和先驱。把酷儿理论应用到各种学科的研究被称为酷儿研究。
新一代的酷儿理论不仅解构性,而且还分析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是联系到性别和性别角色,尤其是批评其中的压迫成分。

“酷儿”(Queer)由英文音译而来,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有“怪异”之意,后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含反讽之意。

重点说明

人的性取向是流动的,不存在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只存在此一时的同性间的性行为,以及彼一时的异性间的性行为,只存在着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酷儿理论认为人在性行为与性倾向上均是具有多元的可能的。

酷儿理论反对二元划分的方法,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历史、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酷儿理论是一种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

“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理论就是这些人的理论。“酷儿”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nonstraight)的表达方式。这一范畴既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

历史

带和文化批判色彩的酷儿理论出现在20世纪

80年代中期,并从女权扩张理论及其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得到了理论支撑。

酷儿理论学家研究分析那些基于社会主流文化而创造出的各种文字记录 – 从《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到电视肥皂剧 – 试图从中找到文字背后所反应出的真实的文化意义、文化差别以及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关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基于主流文化的性行为社会规范一直在迫害,或者说压制,那些对性有不同理解的人群,而这些人对性的不同理解要么违反世俗化的性禁忌,要么其行为模式与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性及性别角色不同。

历史背景

酷儿理论的主张比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同志解放运动(gay Liberation)”的主张更进了一步,它除了惊世骇俗的的运动策略,亦指挑衅与桀骜不驯的实践,以高亢的声调肯定自我的存在价值,拒绝被主流社会所同化。同志解放运动在欧洲和美国,为性少数群体应有的生存空间而战,而酷儿理论则主张更多权利。它的目标是从根本上动摇“正常”,“性别(sexuality)”,以及“异性恋”“同性恋”这些传统概念,因为这些概念人为的区分了所谓的不同群体,并作为工具迫害与一夫一妻异性婚姻制度不符行为模式。简单说,就是学者们不认为传统的性与非“正统”的性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试图摧毁旧的概念,重新界定什么是“正常”,什么是“性别”,什么是“性”,什么是“家庭”,并在此基础上,让人们以自由,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或性别,影响所及不仅止于同性恋者,而强调各种边缘弱势者的正当性。
尽管酷儿理论是在纯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被提出的,但它迅速与性的少数族群运动结合到一起。作为一种对酷儿理论的回应,旧金山将“同志光荣游行”(gay pride parade)重新命名为“gay/lesbian/bisexual/transgender (GLBT)parade”。酷儿这个词包含的范围最广,但它并没有被最大限度接受。由于在历史上,这个词是反同人的,是对同人的一种歧视称呼,许多年长的男女同志拒绝接受这个词。
反对酷儿理论的人,如Rictor Norton, 认为同性恋,是社会群体中的少数派,而且“同志解放运动”的早期领袖们也强调同性恋是“性”的少数族群。但越来越多的男女同人群体开始接受酷儿这个词,这种趋势说明在酷儿运动中,年轻的一代开始重新界定酷儿运动的范围和发展方向,而酷儿在新一代中,不再带有贬抑的色彩。

理论诞生

“酷儿理论”这一概念的发明权属于著名女权主义者罗丽蒂斯(TeresadeLauretis),她是美国加州大学桑塔克鲁斯(Santa Cruz)分校的教授。酷儿理论最初见于1991年《差异》杂志的一期”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的性”专号。这个理论的发明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首先使用这一用语的罗丽蒂斯是在批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用语的。这位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是:用酷儿理论取代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提法有一个问题,即掩盖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她担心这一用语会”解构”我们自己的话语和男同性恋者的建构性沉默,这就违背了她提出的强调男女同性恋各自的特殊性的初衷。她还担心,在酷儿理论以其自身实践与女权主义理论相区别时,妇女问题,特别是女同性恋问题,会遭到被强制性边缘化的命运。(Heller,36-37)
关于”酷儿理论”的发明,罗丽蒂斯说过这样一段话:”有趣的是,魏格曼(Wiegman)谈到了酷儿理论,她正确地将这一用语的发明权追溯到我,那是我为1990年(在Santa Cruz组织召开的一个会议在《差异》杂志上所编的一个专集上首先使用的。她注意到,从那时起,酷儿理论的建立’实际上将差异中性化了’,这一点的确违背我创造酷儿理论这一用语的初衷,我创造这个词的本意是希望用它来取代无差别的单一形容词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以便将性的多重性放在它们各自的历史、物质和语境中去理解。显然,我是赞同魏格曼的意见的。我也赞同瓦特尼(Simon Watney)在一篇文章中的意见。他写道:目前使用’酷儿’一词的最方便之处在于,它是性别中立和种族中立的。他又说:酷儿表达了这样一种立场:它欢迎和赞赏一幅更宽广的性与社会多样性的图景中的差异。”(转引自Heller,46)

理论前身

酷儿理论的前身是各种与同性恋有关的理论。罗丽蒂斯认为,同性恋如今已不再被视为一种游离于主流的固定的性形式定外的边缘现象,不再被视为旧式病理模式所谓的正常性欲的变异,也不再被视为北美多元主义所谓的对生活方式的另一种选择,男女同性恋已被重新定义为他们自身权利的性与文化的形式,即使它还没有定形,还不得不依赖现存的话语形式。
著名性别和性问题专家威克斯是这样认识酷儿、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的:从60年代以来登上历史舞台的女权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可以被解释为对当代世界中一种主体形成形式的反叛,是对权力的挑战,是对个人定义方式、把个人定义为某种特殊身份、固定在某种社会地位上这种做法的挑战。”酷儿政治”(queer politics)是90年代在北美及世界其他地方同性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新一代人自称酷儿,而不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或双性恋。酷儿意味着对抗—既反对同性恋的同化,也反对异性恋的压迫。酷儿包容了所有被权力边缘化的人们。
正像”gay”这一用语在60年代打破了旧式同性恋运动中那种自我辩护的姿态一样,新出现的酷儿政治打破了70年代和80年代同性恋政治的少数派化和整合策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出现正当同性恋运动成功进入主流文化之时。酷儿政治通过将许多互不相通的成分结合在一起,建造出一种新文化。他们也许是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当代模式的第一批活跃分子。他们运用旧有和新式的成分建造出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从大众文化、有色人种社区、嬉皮士、反艾滋病活跃分子、反核运动、音乐电视、女权主义和早期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借用风格和策略。他们的新文化是奇妙的,敏锐的,无政府的,反叛的,反讽的。他们绝对认真,但是他们又想从中取乐。酷儿政治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不仅因为它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且因为它提醒人们,性政治这一整体在不断地发明创新,从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Weeks,inParkeretal,45-49)

观点主张

酷儿理论有哪些主要的观点和主张呢

长期以来,人们以异性恋为常态,以同性恋为变态。在20年前,大多数社会还认为同性恋是某种疾病(在中国,许多人至今认为同性恋是疾病),人们想给他们治病,想理解他们,或诅咒他们。这不是同性恋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问题。在这种社会规范的统治之下,异性恋者憎恨同性恋者,同性恋者也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长期自我憎恨。同性恋恐惧症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成为社会的问题。70年代活跃的同性恋群体打破了异性恋自然秩序的观念。如今,异性恋的”自然性”受到了酷儿理论的挑战,它提出了使性欲摆脱性别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在传统的性和性别观念中,异性恋机制的最强有力的基础在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就决定了他的社会性别特征和异性恋的欲望。尽管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区别,尽管有大量违反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受到质疑。尽管根据金赛性学报告,有50%以上的男性和30%以上的女性在一生中曾经有过同性性行为经验,异性恋霸权仍旧认为,性欲的表达是由社会性别身份决定的,而社会性别身份又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

在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的严格分类的挑战中,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她认为,人们的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时身份,而是像演员一样,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在巴特勒看来,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是其他的表演性的重复的行为的真实基础。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现。异性恋本身是彼人为地”天生化”、”自然化”的,用以当作人类性行为的基础。性身份的两分模式(彼或此,异性恋或同性恋)从遗传上就是不稳定的,这种截然的两分是循环定义的结果,每一方都必须以另一方为参照系。同性恋就是”非”异性恋;异性恋就是”非”同性恋。因为对”表演”理论的强调,巴特勒的思想被人称作激进的福柯主义,它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哲学行为论,其中没有实存(being),只有行为(doing)。

对于巴特勒来说,根本不存在”恰当的”或”正确的”社会性别,即适合于某一生理性别或另一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的文化属性。她认为,与其说有一种恰当的社会性别形式,不如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的幻觉”(illusions of continuity),而它正是异性恋将其自身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结果。在异性恋中,这一幻觉靠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即”先有一个生理性别,它通过社会性别表现出来,然后通过性表现出来。”巴特勒反其道而行之,她认为,异性恋的性统治是生理性别的强迫性的表现。

社会性别表演在下列意义上是强迫性的,即一旦偏离社会性别规范,就会导致社会的排斥、惩罚和暴力。更不必说由这些禁忌所产生的越轨的快感(the transgressive pleasures),它会带来更严重的惩诫。这一表演带有紧迫性和强迫性,这一点由相应的社会惩诫反映出来。为了建构异性恋的身份,异性恋要求一种社会性别的连续性表演。(Butler,19-24)

在巴特勒看来,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建构了异性恋,而它必定是强迫性的和脆弱的。弗洛伊德所发明的”俄底浦斯情结”是对同性之爱的原初否定。俄底浦斯倩结是借用古希腊神话中一位王子杀父奸母的故事来说明,所有的人都有异性恋的乱伦冲动。巴特勒认为,原初的禁忌并不是异性恋的乱伦,而是同性恋。异性间的乱伦禁忌不是原因,而是禁止同性性欲望的结果。异性乱伦禁忌所禁止的是欲望的对象,而同性恋禁忌禁止的是欲望本身。”换言之,不仅丧失了对象,而且欲望也被彻底否定,于是’我从未失去过那个人,我从未爱过那个人,我真的从未感到过那种爱’。”(Butler,69)

通过铲除异性恋以外的一切欲望,扼杀掉一切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异性恋霸权的社会建构了一种性欲与性感的主体。社会性别的表演将身体的一部分器官性感化了,仅仅承认它们是快乐的来源。在异性恋倾向的建构过程中,人们认为只有身体的这些部位是用来制造性快感的,社会性别的表演和性活动连在一起: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要通过阴道被插入而获得快感,而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则通过阴茎的插入体验快感。易性者陷入两难境地,他以为如果自己没有相应的性感器官,就不可能拥有某种社会性别身份。易性者通过植入或切除某些器官以表达他或她的身份,这不是一种颠覆性的行为,而恰恰反映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已经被”天生化”和”自然化”到了何等程度。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适当的性别表演上,而不是性感的性活动上。

这一表演就是”社会性别”关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表演。这种表演使人理解了什么是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两分体系。因此,一个男扮女装的表演并不是对原初形态的模仿,用巴特勒的一句名言来说,它是”一个对模仿的模仿,是一个没有原件的复制品”。当一个男孩想穿女孩衣服或像女孩那样生活时,是什么力量逼着他非要去对自己的身体下那样的毒手呢?为什么他不能够穿裙子,为什么他不能够简简单单地过他想过的女孩的生活呢?这就是因为他生活在异性恋霸权的淫威之下,一种无形的暴力在规范着他该穿什么衣服,有什么样的作派举止。这是一种多么强大又是多么可怕的力量。它能逼着人残害自己的肢体。我们简直不再能把它当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简直是有形到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程密了。性身份和性欲的对象来划分个人的类型就会变得毫无意义。酷儿理论倾向于接受虐恋和其他角色表演实践,将其违反性规范的越轨行为定义为反禁制的性。把酷儿的性建立在一个不断改变的表演的系列之上,就是对异性恋霸权的挑战。一言以蔽之,酷儿理论造成了以性倾向或性欲为基础的性身份概念的巨大变化,它是对于社会性别身份与性欲之间关系的严重挑战。

对传统两性的挑战

酷儿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它的主要批判目标是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法,即两分思维方法。有些思想家把这种两分的思维方式称作”两分监狱”,认为它是压抑人的自由选择的囹圄。

酷儿理论自觉地跨越了性别类型的尊卑顺序,它的中心逻辑是解构两分结构,即对性别身份非此即彼的划分。这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概念”酷儿”并不指称某一种性别类型,并不指称某一种性别,而是指这样一种过程:性别身份的表达能够摆脱这样的结构框架。酷儿并不是一个新的固定”性别主体”的标签,而是提供了一个本体论的类型,它与现代主义话语中的两分核心相对立。它抛开了单一的、永久的和连续性的”自我”,以这样一种自我的概念取而代之:它是表演性的,可变的,不连续的和过程性的,是由不断的重复和不断为它赋予新形式的行为建构而成的。

在反对性别的两分结构(男性与女性)的问题上,巴特勒也是最有权威的理论家。跟随福柯的理论脉络,她向固定的女性身份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探索一种批判各种身份分类的激进政治的可能性。她向性别的内在能力、本质或身份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不过是一种重复的实践,通过这种反复的实践,”某种表象被沉淀、被凝固下来,它们就被当成某种内在本质或自然存在的表象”。”欲望的异性恋化需要’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对立,并且把这种对立加以制度化,把它们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本质。”(转引自Segal,190)

在酷儿理论对各种身份分类的挑战中,跨性别(transgender)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谓跨性别包括异装和易性,还包括既不异装也不易性但是喜欢像另一个性别的人那样生活的人。巴特勒认为,男女两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生理学统计表明,世界上有6%至10%的人天生就处在两性之间,他们的生理性别是不确定的。

两性界线不清和有越来越模糊趋势的表现在当今世界随处可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时尚。

在悉尼,打破两性界线的人们举行了一日的游行,有成千上万的”正常”人看到了他们,成为这一新时尚的见证人。
美国的麦可.杰克逊是猫王以后最著名的歌星,是彼得.潘以来最著名的男女同体的民间英雄。他的存在是对男女两分观念的威胁。

英国的辛普森(Mark Simpson)在大众传媒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同性恋色情明星、被动肛交者和性受虐者的诙谐的公众形象,他的形象出现在从足球和健美到关于去毛和男裤的广告当中,他的形象说明,男性身体—裸露的、被动的、作为性感对象而被人渴望、被人观赏的—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被展露出来,他说:”传统异性恋的观念在这种颠倒面前已难以为继。”(Segal,198-199)显然,传统的男性形象和行为规范也被他的形象颠覆了。

除易性行为外,异装行为也是超性别潮流中一个重要的形态。异装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两分的简单概念的挑战,是对男性和女性这种分类法的质疑。

超越性别角色这一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男角的女同性恋者和女角的男同性恋者,他们的存在使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的全部定义都成了问题。这两种人的自我社会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符,他们的生理性别是男性或女性,而他们的社会性别认同是另一种性别。他们的性倾向也与生理性别不符:在心理上是异性恋的,而在生理上却是同性恋的。

超性别现象

进入90年代,超越性别和性别角色的模糊化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某个心理诊所,一个女孩向医生描述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她想做一个男性,而且是一个同性恋男性。也就是说,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她的社会性别是男性,她的性倾向是同性恋。她是女人,她爱男人,但是她不想作为一个女人来爱男人,而是作为一个男人来爱男人。这就是90年代人们所面临的新局面。

伯恩斯坦(Kate Bornstein)在1994年说:对于”谁是易性者”这一问题的回答完全可以是这样的:”任何承认这一点的人。”一种更政治化的回答是:”任何人—他的社会性别表现从社会性别结构本身看来是有问题的。”(Beemynetal,35)对此,巴特勒有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易性者。她是指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标准的典型的”男性”或”女性”(也没有人能够成为标准的”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

对于超性别现象的重视,使得双性恋倾向在酷儿理论中拥有了特殊的重要性。酷儿理论认为,自由解放的新版本就是取消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区别;如果实现了这一变化,所有的人将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的双性恋潜力。双性恋之所以有着特别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双性恋者的存在本是就对”正常人”、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区分质疑,双性恋的形象就是一个重要的越轨的(transgres-sive)形象。双性恋能够解构社会性别与性的两分结构的原因在于:首先,因为双性恋占据了一个在各种身份之间暖昧不清的位置,所以它能够昭示出所有身份之间存在的缺陷和矛盾,表明了某种身份内部的差异。其次;因为身份不定,双性恋揭示出所有政治化的性身份的特殊性质:一方面是个人性行为和情感选择随时间不同的巨大不连续性;另一方面是个人政治身份的不连续性。

有些酷儿已经幽默地自称为”弯曲的直线”(straight with a twist)。”直线”本是英文中”正常人”或”异性恋者”的通俗说法。”弯曲的直线”这种说法充分揭示了各种分类界线之间正在变得模糊起来的新趋势。将来,我们会有弯曲的直线,会有搞同性恋的异性恋,会有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和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一位学者打趣地说:”谁知道呢,也许在明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论文标题:女同性恋的异性恋—最后的未知领域。”(Heller,47)

挑战传统同性文化

英国背景的瓦特尼(Watney)和美国背景的沃纳(Michael Warner)将酷儿政治定义为伪装神圣的道德主义的男女同性恋身份政治的对立面。瓦特尼指出,传统的同性恋身份政治为了向人们对同性恋的刻版印象和熟视无睹挑战,有一种以”同性恋社群价值”的名义压抑在酷儿性行为中大量存在的差异的偏向,因此创造出一套关于同性恋生活方式的高度正规化的图景。相反,酷儿文化是对这种高度正规化的同性恋价值的否定,其性多样化的图景囊括了从奥斯卡·王尔德到芬兰的汤姆(Tom of Finland),甚至包括麦当娜这样的人。瓦特尼宣称,酷儿文化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性认识论权威”的挑战。

酷儿理论抨击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分别,揭露和批判了这种两分论的隐蔽的运作方式。酷儿理论家司德维克(Sedgwick)是这样解释的:某种文化中两极对立的分类,比如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划分,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稳定和动态的关系之中。因此,仅仅争取对同性恋的正面评价是不够的,还要保护人们选择做酷儿的权利。

酷儿理论向男女同性恋身份本身质疑,批评静态的身份观念,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酷儿理论尝试将个人身份政治转向意义政治(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酷儿理论认为,身份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动关系和角色变换创造出来的。酷儿理论批判了传统同性恋理论在身份问题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构男女同性恋身份的同时,异性恋是如何被正规化的。

第四,酷儿理论具有重大的策略意义。酷儿理论相信民主原则在个人和个性的发展中也同样适用;酷儿政治建立了一种政治的联盟,它包括双性恋者、异性者、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以及一切拒绝占统治地位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体制的人。酷儿政治接受所有认同这一新政治的人,不论他们过去有着何种性身份、性倾向或性活动。严格地说,一个人既不能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也不能是或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一个人可以使自己边缘化,可以改变自己,可以成为一个酷儿。

“酷儿”一词因此具有策略性的意义,而不是指称某种具有永久性意义的身份。酷儿性(queemess)并不是一种新的身份,这一概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这些人们拥有共同的经验,他们共同作为性越轨者(sexual outlaws)的生活方式,而并不是一种这些人共同拥有的本质主义的身份。它出现在那些孤立的个人当中,与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价值相对立,与异性恋霸权相对立。

许多酷儿活跃分子不再将自己定义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甚至不说自己是异性恋者,而简简单单单地自称为酷儿。酷儿的性活动很难在传统的性结构领域中加以定位,它是一些更具流动性、协商性、争议性、创造性的选择。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也许需要”走出来”,但是酷儿身份却是”走进去”的。酷儿还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分类方式:酷儿,较酷儿,最酷儿(queer,queerer,queerest)。这种分类方式与以往的任何分类方式都不一样。
酷儿理论的多重主体论(multiple subjectivities)造成了在不同社会和种族的历史背景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不连续性(discontinuities),为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超性别者、易性者和双性恋者的社群之间更强有力的联合,为他们改造制度化的异性恋霸权的共同努力创造了条件。
值得提出的一点是,酷儿理论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中国文化中一向就有一种把各种事物之间的界限搞模糊而不是把它们区分清楚的倾向,由于同性恋身份政治在中国一向不发达,也由于国家和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压制一向不像西方那么激烈,因此,借鉴酷儿理论,中国的同性恋政治有可能跨越身份政治的阶段,直接进入与所有非常态性倾向者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异性恋霸权的阶段,共同创造抵抗权力压抑的新局面。

批评对象

身份政治

酷儿理论的一个根源在于1980年代的艾滋病运动。当时的同性恋组织(如同性恋解放阵线)代表的身份政治在实践中被证明不合用。受艾滋病威胁的不仅仅是同性恋者,而且还有其他少数人群,比如自认为是异性恋的男男性接触者以及性工作者及他们的客户,共用针头者及血液垂直感染等等。针对身份的艾滋病启蒙运动无法包括这些非常不同的人群(而且往往他们自己并不把自己规入一个人群)。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本质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的争论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即身份政治过时了,自然科学也支持解构主义的观点,因此身份政治被扩充:假如一个人没有本质的话,那么典型的同性恋者也不存在。这个在原来被看作是统一的同性恋人群中出现的新发展认为,民族、社会阶层或者宗教等因素同样是一个人的身份的一部分,并且扩充一个人的身份。在一个友好的环境中(社会宽容,法律平等)这些不同的人群不必形成一个统一的群体,而可以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意志和爱好。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人群内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间接就明显暴露出来了,因此过去的身份定义不再满足新的需要,新的定义必须取而代之。

米歇尔·福柯和大卫·哈珀林通过把性别、性别角色和性行为历史化为对传统身份政治的批评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在历史上同性恋不总是像今天人们想象中的现象,随不同社会条件和思想的不同对这个概念的想法也不同。在卡尔·亨利希·乌尔利克斯提出对性趋向的压迫的理论之前同性恋者可能觉得自己不正常、在犯罪、不自然或者不舒适,但是他们没有觉得自己被压迫。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现代欧洲的性别两分和爱的概念只不过是众多同等的和同样原始的概念,而不是天经地义的和自然的,也就是说现代欧洲的这些理论不是完美无缺的。朱迪斯·巴特勒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探讨这一点的作家。她把传统的性别角色说成是主观的意识。她认为虽然身份是社会形成的,但是它也不是任意的,一个人不能像换衣服一样每天戴上另一个身份。

对非酷儿同性恋组织的身份政治的批评不仅来自于理论。多重被歧视的边缘人群(比如黑人女同性恋由于她们的肤色、性别和性趋向被三重歧视)在这些组织内也批评这个政治,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往往是没有缺陷的男性白人,现在这些多重被歧视的人群开始进入组织的中心。在女权运动中也有类似的趋向,富有的女性白人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女权运动和酷儿运动内部的角色分配开始扩展。从酷儿、非身份政治的角度出发清洁工和妓女在女权运动内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她们的形象不符合被解放的、现代妇女的形象。

关于物质性的讨论

一个对酷儿理论经常提出的批评是酷儿理论忽视两个性别这个事实,或者说性别两分的物质性。酷儿理论回避这个问题。但是酷儿理论为什么要基于科学的基础上?巴特勒认为这个理论的优点正在于把“科学认识”(包括自然科学的认识)看作是一种社会认识。物质性的身体只有在社会上下文里才有意义。把人体按照性别来分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酷儿理论正是要突出这一点,而不是陷入生物学的理论中去。

尽管如此生物学的发展和成果也可以用来支持酷儿理论:因为许多因素影响性别特征。比如不同染色体上共19个不同的基因控制一个人的性器官形成。也就是说不只是X和Y染色体控制性器官的形成,而是第1、9、11……染色体也有作用。人类的其它许多特征也是这样的,有些是由于激素如雄性激素或者雌性激素来控制的。而雄性和雌性都有这些基因和激素。
在生物学和医学中许多不同的特征可以用来区分性别:染色体、基因、性腺、激素、内生殖器、外生殖器、教育。估计把所有这些特征综合到一起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典型男性或者典型女性的。

对科学的批评

酷儿理论批评传统科学忽视现实中的过渡,而是把现实分解为明确的单一体,由此形成了统一的、包罗万象的、可以解释的世界的印象。此外酷儿理论批评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万能性。

重要代表

莫尼克·维蒂格在她的文章中批评传统和女权主义思想结构中的性别角色,因为它们都是从异性恋的角度出发的,它们都认为世界上有两个明显不同的性别。而实际上性别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它们是人为的。

朱迪斯·巴特勒继续发展了这个思路,她认为突出女性身体也是这样的一个单调的思路。但是巴特勒的理论也受到批评,因为突出的不只是女性身体,而且这也是一种歧视。

大卫·哈珀林则主要研究同性恋。伊芙·科索夫斯基·赛菊寇、特丽莎·德·劳丽蒂斯和盖尔·鲁宾则重点研究同性恋恐惧症。

本文引用文献:

1.酷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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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bb 1524638281 2018-04-25 14:38:01
离陌 1521955738 2018-03-25 13: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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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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